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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卫民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9期,注释从略。
?“海昏侯刘贺评价”笔谈?
汉废帝刘贺新论
徐卫民
西汉废帝刘贺是汉朝第9个皇帝,也是汉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他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昌邑王刘髆的儿子,西汉第二位昌邑王。因汉昭帝于公元前74年4月突然死亡而无后嗣,霍光迎其继皇位,时年19岁。但是当了27天皇帝后,被大将军霍光以“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为由废黜,回到山东。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被封为海昏侯,移居到豫章国(今江西南昌)。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刘贺去世,史称汉废帝。
一 刘贺其人其事的文献解读
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埋下了西汉王朝衰落的种子,引起了诸多的矛盾和斗争,险些葬送了汉王朝。太子刘据被废后,汉武帝立年仅8岁的刘弗陵为太子。刘弗陵继承皇位后,由霍光等辅政,但很快霍光就大权独揽。公元前74年,年仅21岁的汉昭帝刘弗陵因病而死。汉昭帝死的时候,没有留下子嗣。汉王朝再一次遇到了十字路口,到底由谁入朝继承皇位,就成了当务之急。史书记载:“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按照传统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制度,汉武帝共有六个儿子,除汉昭帝之外,卫太子、齐王、昌邑王三人早死,燕王谋反伏诛,只有广陵王刘胥健在,同时刘胥又具有较长时间的地方行政历练,大臣们多主张立刘胥做皇帝。但大将军、大司马霍光不同意,说武帝曾下遗诏说刘胥不是做皇帝的料。于是田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这句话确实解了霍光的燃眉之急,霍光采纳了“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的建议,与丞相杨敞匆忙商定,以太后之名,派人火速征立昌邑王。由此可见,昌邑王被立,完全是霍光为了排斥广陵王而采取的举措。
大将军霍光征召刘贺到长安城主持丧礼,继承皇位。刘贺接到诏书是子夜一点多,到中午就仓促出发了,而且一路上快马加鞭。从昌邑王的这些举动来看,他对当时权臣当国局面下做皇帝的危险还缺乏清楚的认识,缺乏政治谋略。从山东昌邑出发到长安城期间的故事,可以看出刘贺的个人爱好与品质。正史中是这样记载的:
“贺到济阳,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贺到霸上,大鸿胪郊迎,驺奉乘舆车。王使仆寿成御,郎中令遂参乘。旦至广明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且至未央宫东阙,遂曰:‘昌邑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乡阙西面伏,哭尽哀止。’王曰:‘诺。’到。哭如仪。”
从上文可以看出,刘贺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行事荒唐傲慢。即使皇帝的大丧他也无悲哀之心,敢不按规程办事。缺乏起码的孝心在“以孝治天下”的汉代是人们很难容忍的事情。刘贺当上皇帝后,原昌邑国的大官小吏都被他用一纸诏书征到长安,并且授以高官厚禄,连推挽辇车的小奴也获得升迁,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原昌邑国的宰相安乐被任命为长乐宫卫尉,成为掌握中央重要军事力量的长官。起用自己的手下本来无可厚非,但刘贺做得太过分了。
霍光原来以为阻挡住有政治经验的刘胥,扶持一个年轻的刘贺就能够继续把持朝廷大权,便可以为所欲为,然而事与愿违,刘贺的所作所为令霍光既大失所望,又有些后怕:
其一,刘贺刚上任,便大力培植、扩展自己的势力,这绝对是霍光不愿意看到的。《汉书》记载:“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复诏太官趣具,无关食监。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门内,以为常。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
其二,改易节上旌旄的颜色,其目的在于通过改变调兵符信,收夺被霍氏独掌的调兵权力。
其三,私自拜祭先父昌邑哀王髆。“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刘贺公然自称为昌邑哀王髆嗣子,这就意味着刘贺否认与昭帝上官皇后的母子关系,从而暗示出对昭帝时期霍光专擅朝政格局的不满。
其四,“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
霍光初立昌邑王的用意,一是要绝广陵王刘胥称帝之路,二是希望昌邑王能俯首听命,以便于自己专擅朝政。然而昌邑王即位后的举动,却使霍光的计划完全落空了,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刘贺并不是霍光所需要的人。刘贺盛气凌人,不愿意做一个傀儡皇帝,他要真正掌握实权,于是才有了上述一系列举动。即使汉宣帝后来代替刘贺即皇位以后也对刘贺惧怕三分,派人不断监视刘贺的一举一动,唯恐刘贺东山再起。
《汉书》载:“大将军光更尊立武帝曾孙,是为孝宣帝。即位,心内忌贺,元康二年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曰:‘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敞于是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曰:‘臣敞地节三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一人为领钱物市买,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盗一人别主徼循,察往来者。以王家钱取卒,迾宫清中备盗贼。臣敞数遣丞吏行察。”
可以看出,汉宣帝刘询尽管做了皇帝,但是对已经下台的刘贺仍然有些忌惮,说明刘贺绝非庸人。汉宣帝在即位的第二年就让山阳太守张敞考察刘贺,发现他的“囚徒”生活卑微不堪。公元前66年,刘贺年纪虽然只有27岁,可是行动不便,不可能有复辟的打算。汉宣帝看他如此可怜,保全了他的性命。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霍光既然能把刘贺扶上王位,当然也可以将其从皇位上拿下。霍光对刘贺的做法非常担心,于是与他所信得过的大司农田延年秘密商议如何废掉刘贺。田延年劝霍光改选贤明的人重新拥立,于是霍光一面与张安世着手准备,一面派遣田延年密报丞相杨敞。霍光暗中布置十余日,下令遍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齐集未央宫会议,百官闻命陆续到来。霍光说道:“(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众人闻言,大惊失色,目瞪口呆,面面相觑,竟无一人敢发一言。大司农田延年愤然离座,忽然手按佩剑明确向大家宣示,武帝让霍光辅政,是要霍光保住刘家基业,废除刘贺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今日敢不听从大将军者只有死路一条。众臣见此情形,便只有俯首听命,向霍光表态:“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霍光于是欣然拿出奏章让大家一一画押。然后入见皇太后,备述刘贺的淫乱情形,不可以嗣大位,请太后下诏废之。太后准奏。于是在霍光与文武群臣的联名参劾下,皇太后下诏将刘贺废黜,原昌邑国的臣属共二百余人,除王吉、龚遂等少数人外,皆被处死。
从各种证据看来,刘贺之立废,虽然为宫廷斗争或可称为宫廷政变,但是与刘贺的个人能力、个人品质、缺乏政治经验也有密切的关系。他自己也承认“愚戆不任汉事”,最终到了今天的江西南昌一带做了“海昏侯”。他在这个侯国里面艰难地生活了4年郁闷而死。这4年中,刘贺虽然已经被解除软禁,但仍然被周边的官吏秘密监视,例如后来的扬州刺史“柯”就上报朝廷一件事情:刘贺与一个叫孙万世的人交往,孙万世问刘贺:在被废除皇位前,君为什么不坚守内宫、关闭宫门,斩杀霍光,却听凭他们夺取皇位玺绶呢?刘贺说:是啊,当时太年幼,真是失策。孙万世又希望刘贺做“豫章王”,绝不要一直做这么普通的海昏侯。刘贺说:道理是如此,但是这话不宜说。于是朝廷下令查办刘贺,差点要逮捕他。皇帝削除他的3000户封邑,只剩下1000户人口与赋税。不久刘贺愤慨而死,年仅34岁。
在刘贺被征立之时,昌邑中尉王吉就告诫刘贺曰:“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然而刘贺并没有听从王吉的告诫,而是将作昌邑王时的所有官属皆征至长安,并且超擢拜官,将昌邑相安乐迁长乐卫尉。太仆丞张敞也上书谏曰:“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倾耳,观化听风。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刘贺急于以昌邑群臣取代霍光朝臣的意图太明显了,也证明刘贺确实缺乏行政经验。
刘贺是一个短命皇帝,只做了27天皇帝。对于这27天,正史中用了“行淫乱”三字为刘贺下了定论。《汉书》中所讲“行淫乱”之事有二。其一为刘贺赴京承继大统,途中使人“以衣车载女子”;其二为“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
对于刘贺“行淫乱”被废之事,自古及今均有人提出不同观点。吕思勉先生指出:“史所言昌邑王罪状,皆不足信。廖伯源先生在《昌邑王废黜考》一文中指出:“《汉书》多言昌邑王贺以行淫乱见废,实则昌邑王贺见废之原因,是其与霍光之权利斗争。”他认为,刘贺入京继位,欲行使皇帝之权力,又亲信昌邑旧臣;而霍光为保持权势,“非废昌邑王贺不可”。宋超先生认为:昌邑王刘贺所以能被霍光立为皇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远较广陵王刘胥年轻,更容易被操纵控制之故;而大将军霍光所以力排“咸持广陵王”的群臣之意,表面上的理由是“王本失道,先帝所不用”,但真正原因则在于是时广陵王已逾壮年,一旦入主未央宫,霍光则无法继续维持独揽朝纲的局面。而刘贺的立而复废,症结也不完全在于其行为昏乱、荒淫失道,而是与霍光争权密切相关。
学界大多将刘贺被废归结为是由于政治斗争的缘故,笔者认为除了这一原因以外,也与刘贺自己所作所为有密切关系。他的所作所为给了霍光废除他的借口和理由。霍光决定立他为皇帝并不容易,又如此快的废掉他决非无缘无故。
从其墓葬丰富的陪葬品也可以看出,刘贺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其生前生活是奢侈的。从目前发掘的未被盗掘的列侯一级墓葬来看,刘贺墓无疑是黄金陪葬最多的。他更像是一个花花公子,而不像是一个政治家,缺少政治意识,这方面绝对不如他之前的汉文帝,也不如后来接替他的生长于民间的汉宣帝。他在政治才能上是低能儿,对形势把握不准,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贸然把霍光作为攻击目标,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识时务的。不但如此,刘贺甚至阴谋铲除霍光。昌邑旧臣在被屠杀前大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说明他们有计划要铲除霍光,但没有执行,从而贻误了时机,导致悲剧收场。
从政治成熟性上来说,宣帝比废帝刘贺就要高明得多。在刘贺之前,霍光辅佐昭帝达十三年之久,已经完全控制了朝中大权。在他之后,宣帝对霍光尽管颇有微词,但只有隐忍数载,直至霍光死,方铲除霍氏,躬亲政事,此前绝不掌政。即使霍光死后,宣帝在魏相协助下,诛灭霍氏也是分两步走:先夺中朝大权,后夺霍氏兵权,其间险境丛生,可见霍氏根基相当深厚。这一切都说明了刘贺当时把霍光视为直接打击的对象是最大的失误。
二 考古发掘资料对认识刘贺的作用
自2011年3月至2015年10月底,考古工作者已完成对海昏侯墓墓园、3座祔葬墓、主墓藏阁和1座陪葬车马坑的清理工作,发现了两万多件珍贵文物。目前主棺的清理工作还在进行,但足以看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对于研究汉废帝刘贺具有重要的价值。“海昏侯墓虽然发掘工作尚未完成,但已出土的珍贵文物品级之高已经令人们震惊,相关发现或可为我们考察当时历史开启一扇新的视窗。”
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有诸如编钟、琴、瑟、排箫、笙和三十六尊伎乐木俑等礼乐用器,也有绘有孔子像及孔子生平的屏风,各式漆砚、棋盘等文物,还有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木牍,内容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医书》《五色食胜》等书籍。于是有人就认为:刘贺应该是一个受儒家思想教化、爱好音律、情趣高雅的“文艺青年”。这样的结论我认为需要商榷。
海昏侯墓的发掘确实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海昏侯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对这些资料的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盲目地下结论。按照“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随葬物品一般为墓主经常使用的东西,这是对的。但有些随葬品并非刘贺的爱好,或者只是用来装潢门面的。当时贵族对子女的教育抓得很紧,希望他们能够继承父业,因此儒家经典著作在墓葬中发现并非罕事。这些与儒家思想有关系的文物正好印证了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西汉上流阶层已经将崇儒作为一种时尚,但并不能代表刘贺一定就是喜欢读书的人,或者是“文艺青年”。更不宜和墓主的人品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为刘贺翻案。
目前考古工作者对于海昏侯墓的定位是“典型的西汉时期列侯墓”。汉代对于丧葬的礼器、规模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因此,在制度有明文规定的地方,比如黄肠题凑、金缕玉衣这些皇帝与诸侯王层面才有的,海昏侯墓都没有,因此说它是一个典型的“列侯墓”。但是其墓葬中的结构布局是仿照皇帝墓室来做的,包括其墓园布局也仿照汉长安城。在制度未明文规定的地方,海昏侯墓都尽量给自己充盈帝王之气,比如墓葬里多达200万枚的铜钱和大量的金器、精美的玉器,尸体下铺的琉璃席,数以万计的高级别陪葬品,这在一般的列侯墓里是很难看到的。再比如,海昏侯墓出土三堵悬乐,按照《周礼》中的礼乐制度,“四堵为帝,三堵为王”。那么在海昏侯墓出土的三架悬乐,明显高于“候”的官职和地位。还有在海昏侯墓主椁室里提取了十个青铜鼎。该墓目前出土金器378枚,其中金饼285件,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金板20块。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从品种来说都是空前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值得研究的。这一方面反映出西汉时期黄金确实比较多,证明了史书中记载的西汉皇帝大量赏赐黄金是符合事实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刘贺的贪心和人品。有人提出这是他的父亲为他留下来的,那刘贺为什么不把这么多的黄金为他父亲陪葬?而要为他自己陪葬?还有人说,这些黄金是皇帝赐予的,那其他列侯墓葬中为何没有那么多呢?
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刘贺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史书中记载他27天时间干了一千多件坏事言过其实,但也从侧面证实他的为人处事与作风确实是有问题的,要不然霍光也不会27天就废掉他。废掉他而立的宣帝是西汉的中兴皇帝,也证明霍光的决策是正确的。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从目前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对汉废帝刘贺的评价,既不能完全否定正史中的文献记载,也不能全面为刘贺翻案,需要冷静理智地思考和研究,才能得出合乎历史的结论,也才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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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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